一生为党 青年楷模

  一生为青年楷模

  纪念党的青年领袖张文彬

  前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值此建党百年、青春未艾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长期云遮雾掩的我党早期杰出青年政治家。

  1938年,日寇铁蹄侵华进一步加剧,而国民党执政11年,既得利益阶层不断谋求利益固化,国家利益党团派、浙江化、黄埔化趋势日益加剧,广大青年没有出途,国民党政府怀抱妥协思想,不敢深入发动人民抗战,导致华北危急、武汉危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层次危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惟有依靠青年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才能让民族和国家转“危”为“机”。4月,时任中共中央 张闻天同志先后发表《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两篇长文,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全面解析了青年如何融入时代熔炉的问题,极大地争取了广大青年,系统澄清了国统区青年对共产党人的种种误解,改善了党的形象,对深入促进民族抗战、发动人民抗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此消彼长,更为11年后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取得全国性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执行党中央战略方针的楷模正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

  少年英豪 以身许国

  巍巍幕阜,群峰拱列,滔滔汩江,碧水长流。19世纪六、七十年代湖相文化兴起时,张岳岭、李藻、李元度等人深感县邑之兴,在于文化发舒,倡建以实学和朴学为基础的新式书院,仿照城南书院制度的天岳书院很快在平江建立,崇文尚武的县域文化由此云蒸霞蔚,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启明学校等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平江县域文化日益发达,在湖南省各县中名列前茅。1910年,张文彬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汨罗江畔的浯口镇东港村龙头尖山麓,父亲张子养,母亲朱蒲贞,他原名张莼青,又名张纯清(老红军习惯使用此名),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由于堂兄张子谋的培培育,张文彬得以5岁上学,10岁进入培元(教会)学校学习,最喜诵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英文也很好,1923年考入长沙修业中学。张文彬由于从小受张子谋的洗礼,曾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度幻想自己为解救中国的马丁路德式人物。1925年,五卅运动在全国深入展开,激荡了张文彬少年的心,祖国的强大是他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张文彬作为学生会干部,与修业中学的师生一道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他痛感国家积贫积弱,不能纯靠基督教来解救。

  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平江共产党在喻寄浑、李六如、余贲民、陈茀章、罗纳川等人的带领下迅速壮大,平江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七大中心县之一。1926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平江农民持续运动高涨, 8月19日,国民革命北伐军迅速取得“平江大捷”,连下岳阳,27日占领汀泗桥,29日攻克贺胜桥,直逼武昌城下,平江革命风起云涌,1926年底,张文彬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以身许党许国之志。

  1927年春,张文彬被党选送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恽代英等人的教诲。马日事变后,张文彬返回平江发展党组织,重建农会,组织工农武装。9月20日,秋收起义中,张文彬率西乡工农武装参加攻打平江县城的武装行动,失败后以杨梅山为据点,建立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1928年2月,张文彬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西乡特委书记,他积极组织西乡农军参加“三月扑城”,旋被任命为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工农赤卫队党代表。同年7月22日,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等共产党人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张文彬率平江县赤卫队参加红五军,始任八大队党代表,后任第一大队党代表。年底,滕代远、彭德怀、邓萍、李灿、张文彬率领红五军向井岗山进发,12月11日到达宁冈新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改编后张文彬任第四纵队党代表。随后,在白泥湖遭到一个团的进攻时,张文彬表现英勇顽强,率部队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莼莼孤贞 独守井岗

  1929年初,得知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合,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发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1月4日,中共井冈山前委召开柏露会议,会议决定由新来的红五军保卫井冈山,朱毛率大军转移。红五军众将领深知守山危险重重,不愿意守山而愿意跟随主力转移,彭德怀同志力排众议,坚决服从革命的需要,张文彬同志坚定地维护彭德怀的意见。

  反动军队集中兵力围攻井岗山时,张文彬和李灿率部扼守黄洋界哨口,激战三昼夜,敌人不能越雷池半步,但收买当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沿着小路绕到红军工事后面偷袭,红军被迫退守山顶。彭德怀鉴于各哨口相继失守,率红五军主力突围向赣南发展,张纯清率部解下绑腿,结绳垂下悬崖,投入深山密林。隆冬大雪,张纯清身边只剩下24人,加上缺吃少穿,处境十分困难。张文彬亲自为伤病员做饭,还以平江暴动失败后的艰苦战斗经历,耐心做战士的思想工作,激励大家团结一致。随着粮食越来越少,坚持斗争越来越艰难,张文彬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留下粮食给伤病员吃,有的同志不慎摔掉到深谷,他就率领大家割藤编绳抢救,一起患难与共,并设法与井冈山打游击的何长工、王佐部会合。3月,敌人撤走,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回师井岗,与张文彬的部队会合,收复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美国名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称誉张文彬为“保卫井冈山的孤胆英雄”。红五军和边界军民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献身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烈火复炽 威震湘赣

  红五军是抱着“取经”的目的上井冈山,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张文彬也从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身上,学习到了如何系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真经”。四纵在永新县永阳休整期间,张文彬发挥优势,亲自对妇女讲话,通过细致耐心的工作,妇女同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勇揭地主老财的底,顺利筹款二十多万元。张纯青善于用兵,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时,他指挥部队隐蔽待敌,敌人从河对岸涉水进攻,前队刚过河时、后队还在河中时,张文彬瞅准时机,率四纵猛烈开火,一举歼、俘敌200余人,重要的是缴获了三挺重机枪和一批步枪,张文彬调集军事能力强、政治觉悟高的同志组建四纵机枪大队,成为以后作战的神兵利器。攻打安福、宜春、新余和分宜时,为了知已知彼,张文彬派部队侦察敌情,有时亲自跟侦察员一起去了解情况,搞到第一手资料,他集中队长以上干部开会,讲敌情、地情、民情、给各队详细布置任务;每逢战斗必亲自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加之机枪大队的突出的冲杀作用,每次基本很快取得战斗胜利;胜利后又张文彬动员部队认真执行纪律,宣布不准随意进民房和商店,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对群众讲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张纯清特别善于宣传俘虏政策,每次战斗后都给俘虏讲话,朱耀华旅消灭后,更是大张旗鼓召开政策工作会,一些俘虏自愿留下当红军(后来一部分人成为红军领导干部),多数俘虏也回不了家,为了谋生,还是要回到国民党军去当兵。针对这种情况,张文彬有的放矢,召集这些人进行谈话,告诉他们都穷出身,不要为反动派真卖命,这部分人再回到部队后成功地分化瓦解敌军,取得很好的效果。1929年秋,张文彬随部队重返湘鄂赣边区,部队象滚雪球一般地发展壮大。

  1930年四月中旬,红五军五个纵队在长寿会师。一举攻下平江县城。六月,根据党中央指示,红三军团成立,张文彬领导的第四纵队扩编为红五军,张文彬任政委,邓萍任军长。七月上旬,红三军团攻取岳阳,举行平江起义二周年誓师大会, 并以红五军为主力攻打长沙。张文彬率部队向朗梨、七里巷敌人展开进攻,战斗中,左腿负伤,警卫员工想背他离开战场,张文彬拒绝了,带伤继续指挥战斗,他临危不惧、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了广大战士临阵争先、英勇杀敌,终于取得攻打长沙的胜利。

  进入长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张文彬无比欣喜,他频繁深入各阶层调查研究,找职员、学徒、工人和教员谈话,为我党制订城市政策提供资料;在生活上体贴战士,多次到部队检查伙食,把部队伙食搞好,提高战斗力;他特别关心贫苦群众,把土豪劣绅的粮食分给农民,一些农民不敢要,就让士兵把粮食送到农民家中,极大融洽了军民关系;特别注重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在频繁的战斗中始终坚持学习,经常给部队讲课。 8月5日,红三军团奉令撤出长沙。

  8月23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一年多时间内,红三军团以残破之师,快速发展,整体兵力一度超越了红一军团,张文彬、李灿率领的红五军更是战力强悍,威震湘赣。

  由于受中央“立三”路线的影响,张文彬率红五军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久攻未克,撤出战斗。11月,红五军驻防江西宁都小布,晚上寒气逼人,入伍不久的战士欧阳文等同志被褥单薄,张文彬发觉后,便叫这些同志搬到他的住房,四个人挤在一张大床上有说有笑,用实际行动上了一堂“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政治课。同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张文彬常常和刚进革命队伍的青年接触,教给他们方法,做对了,马上鼓励;有缺点,及时批评,从不大声斥责,参军的青年,很喜欢听他讲红军的性质、宗旨和话,革命的道理。组织上配给他的马,除非急事,他很少骑用,行军中,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或者给集体驮运东西。张文彬说,“必须和群众真正地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思想脉博,才能有的放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声音、上级的意图化为群众的行动。”

  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五军军部撤销,张文彬调往红三军团任职。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张文彬任执行委员。1932年底,红七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军长李明瑞被误杀,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张纯清调任红七军政委。他上任后,深入干部士兵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大家的意见,停止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实事求是地认真甄别被审查的人,很快稳定军心。1933年夏,张文彬出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工作中,他主张重证据,反对刑讯逼供,保证了部队的健康发展。1934年2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上,张文彬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艰难长征 跻身中央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张文彬参加了长征。长征途中,他自己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宁愿吃草根,把干粮省下给伤病员吃。在困难面前,有人离队被保卫部门抓回,部分保卫干部主张一律处死,张文彬要求查明原因,分别处理。

  长征途中,张国焘阴谋制造分裂,中央为避开风险,决定迅速离开。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张文彬找到部属叶运高,让他率人在一小时内把一份中央十万火急的命令送到阿西,交给军委纵队后梯队邓发,叶运高率短枪班跑步出发,不顾山路崎岖,跑20多公里送达消息,使军委后梯队及时转移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南部的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文彬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会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会议决定重建党中央各部委,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处长是王首道。瓦窑堡会议制定了“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的策略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以促成张、杨部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2月,红军组织渡河东征,红十五军团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员,张文彬任政委,他率部在山西临汾河谷地区与阎锡山部周旋,为东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5月,屡立战功的张文彬深感没有受过军校系统的专业训练,请求到抗日红军大学学 中央考虑到以后将担负更重要的工作,由中央秘书处王首道暂代他的工作,张文彬以学员身份入校学习。其间,斯诺来到延安,熟悉英文的张文彬接待了他,并带他到抗大,就尖锐的问题和学员共同讨论(斯诺将这一幕写入《西行漫记》)。军校学习期间,张文彬在思想理论上和军事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安惊变 造势而雄

  1936年8月,张文彬告别抗大,受党中央的委派,变换身份(由张纯清变为张文彬),持毛泽东给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亲笔信,去西安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当时,杨虎城身边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杨虎城将他安排在谢晋生家中,安全工作实施层层保护。30日晚,杨虎城先派机要秘书王菊人与张文彬见面,并进行正式谈话。9月6日晚,杨虎城出面会见张文彬,密谈约两小时,杨虎城对中共所提各项要求均接受。翌日,张文彬又与王菊人、崔孟博商定具体实行办法,双方达成了“抗日合作口头协定”。为使中共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系更加顺畅起来,必须设立了红军秘密联络站。作为西安地下党系统的负责人,张文彬认真对红军秘密联络站选择站址,物色人员,拟定制度,筹措资金。过往人员接送或重要物资转运的任务,都在夜里出车,凌晨4点钟就要开出西安。张文彬每天认真过问需要装载物品的种类、数量,仔细检查,经常工作到深夜。

  作为西北特支的领导,张文彬虽然革命资历深,但他虚已待人,经常向谢华、徐彬、李木庵等人请益,又能独立地、创造性开展工作。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督“剿”,张文彬收集信息,召集大家并认真分析时局,制订各种应对策略。12月9日,以西安中小学生为主体的游行请愿如期举行,运动以学联为中心,实际总指挥是张文彬,请愿前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反对,但张文彬排除了各种干预[1],当特务向群众开枪,打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天色将暗、众多学生还食宿无着,为让饥寒交迫的学生们尽早回城,一直对学生避而不见的张学良出现并公开作出承诺,群众才率队回城。此次游行,规模之大,次序之好,情绪之悲壮,是前所未有的,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受学生爱国情绪感动的张学良再次面谏蒋介石,请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俩人爆发激烈的争执,随后,深受刺激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由于变起仓促,中共中央尚不知情,在张文彬的领导下,西北特支成员宋绮云(杨虎城秘书)撰写《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以及《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等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张文彬作为“周、博、叶、张”四人小组成员,协助党中央妥善处理了西安事变,在张闻天赴西安商议建立“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期间,东北军发动内讧,张文彬更是挺身而出,和周恩来一起耐心化解。

  1979年4月,叶剑英元帅写下的《访西安办事处志感》:“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这是对西安事变重大历史意义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特殊的独立领导作用,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奔走兰州 纵横捭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浴血河西,党中央开展了全方位营救。受党中央委派,张文彬协助周恩来同志开展对马家军的统战工作,张文彬找到吴鸿宾,做通对马麟的统战工作,把兰州办事处设在南滩街54号西院——马麟在兰州的公馆。张文彬数次到兰州,见到省 贺耀组(曾任军统局长),了解到兰州东郊拱星墩监狱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的情况,他不断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前去探望。6月上旬,张文彬代表中共中央到拱星墩探望。一个个热泪盈眶的面孔,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握手拥抱,一句句真诚的问候和对话,包含着党中央对被俘西路军将士的关怀。张文彬还将从旅费中节约的40元,送交狱中党组织,并和方强、卜胜光、徐太先进行个别谈话[2]。通过张文彬等人的努力,先后有4000多名西路军将士回到党的怀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展开新的战略进攻,国民政府却迟迟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毛泽东的军事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多数拥护,但得到了时任 的张闻天明确支持。张文彬作为张闻天的政治助手,协助张闻天一起,耐心进行沟通,会议最后还决定成立具有独立事权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任 ,中央军委实行 负责制,由此形成党内的“洛毛体制”[3]。“洛毛体制”的形成,对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重大的推助作用,也为以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作了重要的铺垫。

  同年,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进入红色中国从事报道活动,张文彬接待了她,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她称张文彬是“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接掌南方 开辟有功

  抗战爆发后,南方地区各派势力犬牙交错,为我党统战工作提供了大舞台。1937年9月,张文彬受党的委派,在张云逸等人的陪同下,南下香港和广东,负责南方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工作。10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张文彬任南委书记。

  1938年4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1938年初夏,南委撤销,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任书记。张文彬首先把发展党的组织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明确指出:“广东工作应以建党为中心,一切工作以党组织的结果为目的”。多次强调要坚持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和长江局《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督促各地党组织面向广大工农群众,大力发展党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到1938年5月,先后建立了中山县委、东莞县委、南顺、新会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很多以前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重建了党组织。1938年8月,广东省委提出“为全省发展一万名党员而奋斗”的号召。10月,广州地区(包括香港)党员增至2500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多人,琼崖地区发展到5000多人,其余地区也有较大发展,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到1939年10月,县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广东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分别建立了东南、粤中、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在大抓组织建设的同时,张文彬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抽调党员骨干分别在广州、香港举办党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宣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纪律、革命气节教育。对于青年党员提出的复杂问题,他循循善诱,以启发的方式,让大家去分析,一步步深入解答,引导大家去自己寻找答案,最后作出概括结论,既生动活泼,又让青年学会思考分析,提高对事物的判别能力。对于青年犯错,马上进行批评教育,防微杜渐又鼓励有加。在统战工作方面,他从实际出发,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大量工作,广东抗日救亡先锋队、广州市学联、香港学生赈济会、潮梅、惠阳、韶关、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众救亡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张文彬特别重视武装斗争,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中心任务,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掌握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请叶剑英给党员讲授军事知识。1938年八九月间,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春他南返时,经请求,中央向广东派来了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等红军干部;他还把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卢伟良、邬强、陈志强调到东江游击队,派刘向东、严尚民等到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去,把该部改造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加强了对广东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军事领导。

  1940年6月,广东省委机关由南雄迁入如兴沈所镇“红围”[3],194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1941年10月,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直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张文彬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南委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对部队体制也进行了全面的整编。南征北战的张文彬深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极为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东江游击区包括宝安的阳台山、东莞的大岭山以及惠阳、平山以西到广九铁路一带地区,这些地方狭小分散,仍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防区的夹缝之中。张文彬在东江一住就是三个月,生活上以苦为常,勤俭节约,不贪图享受,深入基层,走访部队,全面加强游击区的军政建设。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张文彬的领导下,顽强支撑着华南抗战斗争的局面,使华南成为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

  香港营救 辉煌史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突袭珍珠港后迅速占领香港。原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一批爱国民主人士眼看就要陷入侵略者的魔掌之中,这些不愿生活在日本铁骑下的文化人必须撤出来,否则中国文化界将损失惨重。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想尽一切办法,将这批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

  如何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把文化人救离虎口、安全疏散往大后方是一个超高难度的系统工程,香港大营救指挥部设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张文彬大部分时间坐镇宝安,亲自抓方案的实施,与各段路的负责人联系,指挥营救。前东江特委(在惠阳)到后东江特委(在老隆)一段,水陆两条线路由惠阳县委负责人卢伟良负责;连贯在老隆负责协调;韶关到桂林一段由廖承志负责;桂林到重庆一段由乔冠华负责。大家各司所职,全力投入到这场特殊战斗,香港大营救的无数情节惊心动魄,整个营救行动历时数月,共产党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800多位文化人、国民党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外国友人撤离出来,没有出一次事故,没有一个遇险牺牲。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经过宝安游击区期间,张文彬带着烧酒和几只肥鹅,前往坭坑、深坑等地,代表党中央向这些脱离“虎口”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表达慰问,与文化人结成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关系。香港大营救行动的成功震动国内外,受到党中央的通电表扬。

  1949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代表634人,其中从香港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就有110人。如果说宜昌大撤退保持了中国工业的元气的话,这场史诗般的大营救则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元气,茅盾赞扬香港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影响深远”。

  功垂岭表 血染南天

  天地不仁,摧伤英物。1942年,中共南方党组织遭遇重大损失。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坏,张文彬迅速带着南委机关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途经广东大埔高陂镇时遇上叛徒郭潜(原是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引的特务。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张文彬在狱中立场坚定,严厉驳斥国民党特务诬蔑我党的谰言。在生命垂危之际, 张文彬十分想念党的事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与廖承志关在同一所监狱。1944年8月26日,最后与廖承志见面时,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 。带着脚镣,用嘶哑的声音哼着《国际歌》同廖承志诀别。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写道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4年9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举行了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小范围悼念活动,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青年领袖。中共中央南方局为缅怀张文彬,也在重庆红岩举行了追悼会。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开,大会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当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领到张文彬名字时,与会代表无限怀念这位文武全才的青年才俊。

  南委事件后,广东党和南方各省党组织尽管遭到沉重打击,但经历短暂沉寂后,仍获得继续发展,这和张文彬同志重视党的建设,从基础着手打牢根基是分不开的。在打牢根基上,张文彬非常重视群众运动,尤其是青年运动,他要求“把党建立在群众运动中,埋头苦干,切实积聚力量,以壮大自己”。他非常注意青年党员骨干的培养,刘田夫、左洪涛、杨应彬等青年干部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长起来。张文彬虽然过早地牺牲,他那种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担承大责、奉献热血的精神激励着身边的战友们继续战斗。1949年至1950年,在地下党和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积极配合下,广东和海南迅速获得解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介入远东战场,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文彬同志期长期领导下的南方党组织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世功勋。

  青年楷模 精神永续

  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张文彬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青年政治家中的佼佼者,是我党循序渐进培养高级干部的成功尝试,他的一生,如夏花之绚烂,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他的历史性功勋长期被掩盖在云山雾海之中。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回忆张文彬,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基石,是由他们和其他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英雄的鲜血和生命铸成的。”

  斯人早逝,风范长存。1984年,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时,组织了张文彬逝世四十周年资料整理;1998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了《怀念张文彬》;2011年,以张文彬为原型的“广东版的《建党伟业》”----《战时省委》上映;2016年,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张文彬传》。

  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变。砥砺前行,无舵之舟漂泊不定。在新在历史时期,广大青少年该如何以张文彬为楷模,让革命精神永续传承呢?要象张文彬一样,把人生的奋斗目标定位于祖国和人民的强大,让青春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中发光;要认真学习张文彬同志从小立志、豪情满怀的励志精神;学习他虚已待人、谦逊有礼的革命胸怀;学习他严守规矩、自我批评的革命自律主义;学习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革命方法;学习他不畏艰险、战天斗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学习他能上能下、不计得失的革命乐观主义;学习他既抓大事、又重细节的全局精神;学习他敢挑重担、独当一面的革命担当精神。

  张文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张文彬是百年党史中的青年楷模,他没有辜负党的期待、人民的期待、民族的重托,他一生为党的奋斗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庚续传承。

  注释1:《张学良在台湾》的作者张魁堂认为:“张、杨对这次游行最初不同意,因为怕影响他们的计划,也怕学生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蒙受牺牲。但由于张文彬坚持,张、杨只好同意,双方派兵去保护游行学生”。

  注释2:见平江籍开国中将方强的《张代表慰问我们》。

  注释3: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电文多署“洛毛”后发出,是为“洛毛体制”时期;1938年10月至1943年3月毛当选为中共中央 ,中央电文多署“毛洛”发出,是为“毛洛体制”时期,“洛毛体制”时期和“毛洛体制”时期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注释4:1942年,粤北省委机关撤离“红围”,2009年,始兴“红围”被列入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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